随着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华盛顿已经得出了北京早在几年前便得出的相同结论——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是绝不可让步的底线。随着两国竞争的不断升级，私营企业和供应链仍会感到进退两难。尽管特朗普政府的强制性行动成效在现阶段是有限的，但中美之间的宏观经济趋势正在让两国关系更加疏远。

尽管中国取得了快速的进步，但美国依然在AI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欧盟则进一步落后；未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排名可能会有变化。如果考虑到人均，美国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中国则掉到了第三。美国的优势表现在：AI初创企业最多，得到的投资也最多；在芯片方面全面领先，优势明显；AI方面的论文数量比欧盟和中国少，但平均质量要高。中国优势的表现在数据和商业化应用方面，高质量的人才和研究方面依然欠缺，初创企业得到的资金有所减少，在芯片领域尽管有所追赶，但差距依然明显。欧盟尽管其论文最多，人才也不少，但在商业落地和资金方面却很不相称。

2019年2月2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启动退出《中导条约》（INF）的程序，暂停履约180天，之后退出该条约。随着美国决意退出，《中导条约》将于8月2日失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系统地削弱了针对硬实力的限制，美国并未从退出《中导条约》中获得战略优势；相反，放弃军控损害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外交传统以及盟友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

美国领导人可以对直接威慑的可靠性保持高度信心。但是，在东亚和中东的延伸威慑已经给美国带来了巨大风险，而且这种风险水平还将继续上升。因此，华盛顿应该重新考虑对盟友的承诺，并告诉其盟友它不再愿意承担这种风险。这些盟友将决定如何采取更可靠的安全政策。简而言之，美国需要把风险转嫁给那些在威慑朝鲜和伊朗方面具有更直接利益的国家。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各国的住房问题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焦点。欧洲各国的大都市、大城市，乃至以大学和科研等高端产业为主的城市，房价持续升高。而其房价上涨幅度，威胁到中低收入人群基本住房空间的可支付底线。于是，“可负担的住房”成为一个与所有人有关的社会问题。

最近几年，欧盟主要经历了三次危机：一是金融和经济危机，二是一种新形式的恐怖主义，三是移民危机。这些危机有欧盟外部的原因，但扎卡的着眼点是考察欧盟在克服它们时面临诸多困难的内部原因。这些内部原因有政治的、也有文化层面的。

儒学与民主的关系究竟如何？能为民主提供什么思想资源？历史上的儒者实践又留下了怎样的制度经验？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已经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目前，中国智库逐渐呈现出产业化的发展趋势，然而许多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解还不够完整。

“债转股”从宏观上来说是降低杠杆率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但是这种债转股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真正的通过股权投资来提升企业的价值，因而除了对高负债的企业进行债转股之外，我们应该鼓励各类的股权投资基金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当中，提升企业的价值，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供给侧结构的优化。

与大家印象中从属于政府机构不同，这个“智库”却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由政府主导、按市场化运作的组织究竟如何汇聚资源？又是如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