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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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
安邦智库(ANBOUND)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长期以来,日本在全球安全体系中的角色都相对特殊。作为二战战败国以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打击的国家,日本长期将“和平主义”视为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军工体系更多服务于本土防务,而非全球军火市场。战后数十年间,日本不仅严格限制武器出口,甚至连军工企业本身也主要围绕国内采购体系运转,较少全面参与国际军贸竞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虽然拥有世界领先的工业能力和军工技术,却并未真正成为全球军火市场的关键玩家。
但这一格局正在发生显著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也在逐步加快。2026年4月,日本正式宣布取消长期存在的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允许向已与日本签署防务合作协定的17个国家出口导弹、军舰等致命性装备,这是日本战后军贸政策调整幅度最大的一次改革。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了价值约70亿美元的升级型“最上”级护卫舰合同。该合同涉及11艘新型护卫舰的建造事宜,被外界视为日本战后规模最大的军火出口项目之一。随后,日本又与菲律宾启动涉密军事信息共享协议谈判,并讨论向菲律宾提供军舰、巡逻机乃至反舰导弹等更高等级装备,两国关系同步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菲两国更于近期启动了侵害中国领海权益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在更高技术层面,日本还与英国、意大利共同推进全球作战航空计划(GCAP),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并通过近年建立的“政府安全援助”(OSA)机制持续向东南亚及太平洋国家提供雷达、无人机、巡逻艇等装备与技术支持。短短几年间,日本已经从过去谨慎试探性的防务合作,逐渐转向更主动、更体系化的安全合作网络建设。
这一变化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全球安全环境变化的直接产物。俄乌战争、美以伊冲突以及全球安全局势持续恶化,使全球军火需求出现冷战结束以来最显著的一轮扩张。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5年期间,全球军火市场增长了41%,成交规模达到约3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俄罗斯军火出口因战争与制裁显著萎缩,美国则越来越强调优先补充自身库存,欧洲军工体系又长期面临产能扩张缓慢和供应链不完整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全球军火市场第一次开始出现明显的高端供给缺口。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寻找美国之外的可靠军工供应来源,而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先进制造能力以及广泛盟友网络的日本,正在成为这一变化的重要受益者。
表面上看,日本是在放宽军火出口;但更深层看,日本实际上正在从美国安全体系中的“消费国”,逐渐转向“供给国”。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国家战略的变化,也意味着全球安全体系本身正在发生结构性重组。
马雪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近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面向国内市场启动对华关税调整公众意见征集。从高层会议敲定双边贸易、投资理事会框架,到贸易代表办公室落地公众意见征集程序,意味着美国正在跳出过往短期功利思维,着手搭建具备连续性、可预见性的常态化沟通载体。
美方这一举动成为观察当前中美经贸制度变革的重要切入点。相较于过往反复无常的摩擦对抗,制度化磋商、分类管控的竞合范式或能对冲短期政治干扰。尽管小幅博弈、阶段性拉锯仍将伴随理事会的运行,但制度化合作为主、细分领域偶发博弈为辅的格局大概率会成为中美经贸的新常态。
Richard Fontaine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首席执行官
特朗普高调宣称自己“促成印巴停火”,原本意在展示外交成就,却意外引发印度强烈反弹。随着贸易争端升级、美国对印度加征高额关税,以及莫迪七年来首次访华,美印关系正出现近年来最严重的裂痕。过去二十多年间,美国历届政府持续推动对印战略接近,希望借助印度在印太地区制衡中国。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近期在印巴问题上的高调介入,不仅触碰了印度长期坚持的“战略自主”原则,也暴露出双方在安全认知、地区秩序与外交方式上的深层分歧。如果华盛顿继续误判印度的战略逻辑,美国可能正在亲手削弱过去数十年苦心建立的对印战略关系。
Narges Bajoghli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东研究副教授
Vali Nasr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国际事务教授、曾任美国务院高级顾问
战争的熔炉并没有击垮伊朗,反而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改变了它。为了生存并确立新的战略优势,伊斯兰共和国不得不适应和创新,改变其战争方式、国家治理方式以及社会管理方式。而且,它必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这一切。德黑兰如今对自己所取得的成果充满信心,并决意在国内外巩固这些成果。随着革命奠基一代逐渐退场,一批经由两伊战争和安全体系塑造的革命卫队指挥官与文职安全官员,正进入伊朗决策核心。他们是更务实、更具战略耐心的国家主义者。这个由战争催生的“新伊朗”,将以新的方式影响美伊谈判、中东力量平衡以及未来地缘政治走向。
刘岚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阿文化旅游合作研究中心副教授
伊朗情报安全领域出现的系统性失利,并非由个别军事将领的疏忽或技术防御的偶然失灵造成,而是其相对封闭的官僚体制在面对具备技术优势且行动高效的外部对手时,受到内部职能交叉、经济衰退以及情报功能偏置等多重结构性因素叠加影响的结果。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以的军事行动始终未能达成颠覆伊朗政权的战略目标,这充分印证伊朗政治体制在外部极限施压下拥有较强持续抗压能力。当前伊朗最核心的发展命题是统筹兼顾体制稳定与现代化改革,若能完成从“被动抗压治理”向“主动发展治理”的模式转型,或可逐步化解持续的危机局势。
马修·魏因齐尔
哈佛商学院教授
布伦丹·罗索
美国太空行业的青年领袖
成立二十余年来,SpaceX从一家屡遭质疑的火箭初创公司,成长为全球商业航天的绝对标杆。其成功并非仅源于创始人的个人光环,而是一套可被借鉴的战略逻辑:打破“成本与可靠性不可兼得”的传统假设,以低成本迭代测试替代过度优化,用垂直整合摆脱低效的分包商网络,并率先实现了火箭可重复使用的规模经济。SpaceX的秘诀在于用“简单、轻便、便宜”的方案解决风险,而不是通过添加复杂部件来规避风险。
安东·别斯帕洛夫
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
盖洛普(Gallup)民调显示,东欧、南高加索和中亚各国对俄乌领导层的态度差异显著,不能简单概括为乌克兰略占优势或双方支持率都不高。各国立场主要受经济联系、劳务移民、历史记忆、地缘安全感和国内族群结构影响。中亚多国因劳务移民和经济依赖而更认可俄罗斯;巴尔干部分国家因历史记忆支持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则因安全威胁感强烈而高度支持乌克兰。文章强调,这类民调真正揭示的是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影响力的边界,以及不同国家对俄外交政策的现实基础。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2026年5月,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简称GCC)六国——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曼——已成为美以伊战争的延伸战场,在经历了伊朗系统性导弹和无人机的大规模打击之后,仍面临持续的安全风险。这场冲突动摇了“海湾模式”的两个核心前提:其一,美国驻军从安全保障转变为诱发伊朗打击的风险源;其二,海湾国家长期奉行的中立定位失效,经济“避风港”的信誉基础遭到冲击。本文综合IMF、世界银行及多方智库研究,系统梳理这场战争对海合会六国的结构性冲击。
王伟男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
周文星
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跌宕起伏,有时晴空万里,更多的是波谲云诡。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曾多次对两国关系的发展现状或前景进行定位,有些定位由一方提出并得到另一方积极响应,有些定位则由一方提出但未获另一方明确接受,也有些定位是由双方事先协商后共同提出。此番中美元首会谈能谈出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实属难能可贵,显示双方直面分歧与竞争,强调风险管控的重要性,甚至把管控风险、实现双边关系战略稳定,作为根本性的合作事项。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新定位。
王俊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美竞争具体领域需要依托地缘战略重心来体现,取决于美国对东亚地缘战略重要性认知与根植于美国的历史记忆,以及中国在东亚地区现实战略利益及历史记忆,中美两国竞争的地缘重心在东亚地区,两国主要竞争该地区秩序领导权。中国为了通过塑造东亚地区秩序应对美国战略打压,政治上根据东亚国家的秩序观,加强与友好国家关系,重点团结和争取中立国家。经济上发挥优势,积极推进区域合作,实现合作共赢。安全上弥补不足,加大安全资源投入,推动实现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合作、可持续安全,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张佳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
2026年的美以伊冲突不仅仅是一场军事战和政治战,更是一场“关键基础设施战”。与传统军事冲突主要聚焦于摧毁敌方作战力量不同,此战双方——美以联盟与伊朗及其“抵抗轴心”力量,从一开始就把打击、瘫痪和控制关键基础设施作为与军事行动高度同步配合的战术行动,甚至延伸出更大规模的关键基础设施战场,从而在区域内乃至全球范围实现比军事消灭更加重要的战略目标。换言之,关键基础设施战固然是军事手段的延伸,更是一种强有力的战略杠杆。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4月11~12日,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美伊谈判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带领美国代表团的是副总统万斯,而率团同美方谈判的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这场美伊自1979年以来最高级别的“马拉松式”谈判在巴基斯坦的主持下进行了三轮,历时21个小时。尽管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缓解了双方恶性对抗的势头,开启了美伊“打打谈谈”的新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巴基斯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备受国际媒体关注。
海研
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第63号总统令,批准实施《俄罗斯联邦国家近卫军司令部条令》。该条令共四章26条116款,对国家近卫军司令部的定位、任务、权力等多个方面做出明确规定,赋予国家近卫军更多权力,以扩大其职能。表面看,这是一部完善国家近卫军组织结构的法规文件,实质上,出台这一新条令是事关权力重组的大动作。随着条令的落实,俄罗斯或将出现“军外有军”的独特局面,相对于俄武装力量,国家近卫军正在成为俄国家另一个“战略支柱”。
刘国柱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政府、国会连续发布有关振兴美国国防工业体系的政策和报告,旨在重建曾为美国取得二战胜利发挥重要作用的“民主国家兵工厂”。特朗普再次执政后,这一进程明显提速。2025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振兴国防工业体系列为优先事项。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推出《2026年国防战略》,将强化国防工业体系列为四大工作方向之一。深入分析美国国防工业的发展走向 , 对观察美国防务安全政策调整及其外溢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
2024年美国大选后硅谷科技右翼崛起,与特朗普政府形成“科技-政治复合体”。其以技术加速主义、技术民族主义为核心,推动放松科技监管、军民融合及对华技术封锁,意图重塑美国科技治理与全球竞争规则。硅谷科技右翼一方面信奉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又极力推动政府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干预全球产业链分工。这种矛盾做法最终会损害美国科技企业自身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
阿卜杜拉·班达尔·埃泰比
伊朗不只是一个更难打击的目标,它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战略考量。国家规模、地理环境与防御韧性叠加,意味着任何冲突都大概率会演变为持久战,代价高昂且结果难料。这也解释了为何即便持续施加军事压力,战场局势也未出现决定性转折。当速胜概率很低、升级行动代价高昂时,直接大规模对抗的吸引力便会下降。取而代之的,将是有限交火、精准回应与战略信号传递的模式——这类冲突达不到全面战争级别,却也无法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案。
尹晓亮
南开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
张嘉钰
南开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日本政治精英对美国核保护伞可信性认知呈现出“上升—高位—低谷—再上升”的阶段性演进,这种认知演进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威胁感知、同盟制度与国内舆论三重因素耦合的互动产物。在威胁感知较低、同盟制度基础薄弱且反核舆论高涨时,日本政治精英多倾向于否认美国核安全伞的可信性;当威胁感知上升、制度深化且舆论约束依然强烈时,在“不得不依赖”的框架下,日本政治精英将其视为工具可信;在高威胁感知、制度深化且舆论相对缓和时,工具可信与价值可信并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