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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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贤楚
湖北民族学院教授
胡容
湖北民族学院研究人员
《十三五规划》的出台，将“易地扶贫搬迁”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它不仅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举措，还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具体实践，虽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政府方面、搬迁户、环境变化”等各个方面的制约，但仍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对民族山区乡村的贫困户摆脱贫困、贫困村消除“贫困村称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是目前实施“精准扶贫”的一种重要的有效手段，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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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兴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
机关事务管理工作是政府工作保障机制的重要内容，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赋予机关事务部门的职责任务和要求来看，机关事务部门既要有效保障各级党政机关正常运转，又要管控约束各级党政机关非理性的行为活动，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得到有效的组织配置，真正“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机关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改革创新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重点是要协调处理好大与小、单与多、统与分、权与法、稳与进五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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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这一次修正，不同于1994年以来历次的小修小补，是个人所得税制从分类所得税制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计税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制更加重视个人和家庭的个性化因素，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制和个人（家庭）的联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密切，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将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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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在“互联网+教育”生态发展的推动下，互联网正为“能者为师”、“愿者为生”的学习型社会开辟全新领域，全社会需要以更宏大的理想、更高远的视野、更开放的协同、更积极的创新、更务实的实践迎接“互联网+教育”时代。展望21世纪我国全民的教育和学习，教育现代化发展必将带来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为有用、更可持续的教育，亿万人民群众更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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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经贸摩擦的发展关系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中美是否能够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及合作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的问题。中美之间到底是选择迎头相撞还是会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加强对话，克服战略信任“赤字”是关键。对美国来说，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正确处理与中国这样的新崛起大国的关系。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对待美国这一守成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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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与2008年时应对金融危机所提出的想法、政策相比，实际做到的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个是有些政策机制存在争议，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想要出台的政策和机制确实和经济复苏有一定的冲突。所以，这会带来一些犹豫不决或者在时间选择上适当拖后。现在已经过了十年，有些政策还没有出来。我们应该去回顾一下还有哪些需要做，这些做法会对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进，以及防范下一轮全球经济危机有重要作用。如果不做的话，真是没有把握说下一轮危机会不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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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兼首席房地产研究员
房地产政策的分析框架：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户籍政策决定人口的分布，进而决定住房需求。土地政策决定住房的供给。金融政策决定需求的释放。行政措施短期效果直接，但不解决根本矛盾。房地产调控的问题：重行政手段轻经济手段，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重短期调控轻长效机制。政策切换加剧市场波动。住房制度的价值取向有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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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和科技实力，即使有高超谈判技能的外交家，有普通的战船导弹，也不可能在谈判桌上博得更多的利益，更不可能在战场上获得最终的胜利。面对中国国内的一些经济问题和美国对中国贸易摩擦冲击，考虑做强自身经济实力的方面，在应对思路、调控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促进发展诸方面，需要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八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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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犁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个税法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大修，也将迎来一次根本性变革：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个税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每年6万元）；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级距。个税法第七次大修最值得关注的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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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第十、十一、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专长于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问题
原本亚太要走向统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自由与开放的区域大市场。在实际发展中，却呈现“多轮驱动”与“多向驱动”。亚太地区正发生新的转变，构建一个紧密联系的亚太大市场看似变得不现实。与欧洲不同，亚太区域链接存在裂缝，区域整体机制化构建没有形成，区域认同性并不强。从政治安全领域来看，亚太地区的分割还会持续。关键的问题是，力量对比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加剧战略竞争，甚至对抗。中国对亚太地区有着复杂的认知，中国利益定位和责任是世界的，但有着特殊的区域认知，是把区域关系与秩序构建置于世界新关系与新秩序的大视野下来定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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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凤
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勇华
浙江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个新的统治政权为构建社会秩序维护阶级统治，一般采取梯次演进的三种治理方式，呈现出三种治理型态：强制性的规则治理，愉众性的文化治理，德化性的价值（观）治理。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也经历了这样三种治理型态。从“撤社建乡”之初的“村规民约”的治理，到后来的“公共文化（体）”的治理，再到新世纪各地纷纷打造村级文化礼堂，力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场域和培育基地，标志着基层社会治理进入价值治理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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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燕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解晓燕(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通过历史比较，可以发现目前美欧之间的纷争既有历史分歧的延续，又有美国新政府政策的诱因。根本原因是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竞争性力量，美国则试图维持其霸权地位，是一种结构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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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2018年5月7日，普京再次踏着红地毯进入了克里姆林宫，开始了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普京提出了未来从2018到2024年这六年间俄罗斯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可以看到，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普京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上。那么，普京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否能够得以实现？未来俄罗斯的发展走向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俄关系应该秉持怎样的原则并走向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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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洪君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外委会成员
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策略上讲，不宜高调宣传中国不惧“贸易战”，愿意“奉陪到底”。在中美贸易关系中，我们是巨大顺差的保持者，是世界公认的受益者。“血战到底”、“同归于尽”，“贸易归零”的主张，并不符合我国利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最大利益和目标是要开发好外部市场，利用好外部资源，服务于小康社会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而不是与对手“破釜沉舟”、“鱼死网破”，中断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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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总的来看，规范的债务，或者说“明债”，是清楚的，风险可控。名目繁多的隐性债务，到底有多少，不大清楚，从调研过的部分地方来看，至少不低于“明债”，有的达到3倍。另一方面，各地大干快上、有所作为的积极性仍然相当高，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公共服务的单子还可以列得相当长。这样，我们面对的既是短期问题，需要救火补窟窿，更重要是在治标的同时更要治本，按照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这一领域的长效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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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我国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创新和技术升级。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我们需要有强烈的紧迫感，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更快地实现追赶。面对这一艰巨任务，要处理好六大关系。在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时不能走极端，要深入研究创新规律、市场规律，找到合适的“度”。而这个“度”不是静态的，是随着事物发展变化而动态变化的，不能僵化，一劳永逸是不可能的。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