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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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网络外交、网络舆情等。
2017年9月16日，中国网络安全宣传周（上海站）的系列活动拉开帷幕。在此之前，相关部委出台了管理以比特币交易平台为典型代表的代币交易平台的相关规定，一如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所指出的那样，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关于交易平台管理的规定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从侧面揭示了落实总书记419讲话精神，推进网络强国建设面临的艰巨挑战，以及存在的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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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秋云
华中科技大学三级教授,研究领域:社会-文化人类学、乡村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社区建设,著有《核心与边缘》等
魏巍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城乡文化研究中心
马媛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城乡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通过对贵州六个少数民族乡村景观社区的实地调查，运用景观社会建设和福柯的规训权力理论，从物质、制度、观念三个层面详细分析和阐释了以县市政府下属相关机构及乡镇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在乡村景观社区建设中对乡村居民日常生活方式和观念的规训过程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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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志斌
上海社会科学互联网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伴随产业的巨资投入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必将在各国、各领域得到快速应用。未来数十年，人类的生产、生活也必将因为人工智能而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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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乡村治理、乡村建设、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著有《新乡土中国》等
从村庄结构上看，当前中国村庄可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与历史文化差异进行两个维度的类型划分。历史文化的维度是指在数千年历史中形成的村庄文化与结构的差异，这样一种文化与结构的差异既与历史偶然性有关，又与经济地理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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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
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中国法律史、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法理学、台湾问题等,著有《情理法与中国人》等
中国法律现代化从1842年开始至今，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其中经历了中华法系 改良、全盘西化、全盘苏化等三条道路的生死搏斗。应该说这三条道路走得都不成功。 三条道路的失败，呼唤我们寻找更加理性的第四条道路。而这就是对古今中外人类文化 的一切法制遗产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存在任何畛域之见，真正走“中西合璧”的法 制现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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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春文
中国农业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人文社科处处长,研究领域:社会学理论、教育社会学、城乡社会问题
本文以“文字上移”来概括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势，指出“文字上移”或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发生的，根本上则是因为农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进而提示了乡村教育的这一趋向可能导致的社会学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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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铭
中国人民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研究领域:法理学基本概念、法治与公共政策、司法原理和制度,著有《法律解释操作分析》等
主持人:于宏伟
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除去以上在课程教学、教材编写和法律实践方面的情况外，还要看到，在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并充分肯定该课程在整个法学教育体系中的极端重要性方面，目前中国业内已经形成较大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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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国家权力由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构成，其中每一种权力都贯穿着弥散性的意识形态权力，而且意识形态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网络”。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一国家权力原理意味着，从国内政治到世界政治，话语权之争都关乎着政治共同体的命运。比较而言，已经跻身于世界强国的中国，其国家权力依然存在着结构性问题，那就是意识形态权力的短板。建构话语权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世代工程”，但来自体制性张力则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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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萍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政党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研究、执政党建设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等的总积淀。一个政党的政治文化通常是政党的精神标识，反映政党的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任务，阐述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内涵、重大意义和具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思想，揭示了建设伟大工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最深沉、最本质的东西，深化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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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咏梅
安邦智库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产业经济学博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
于甜甜
安邦智库助理研究员
张子华
安邦智库助理研究员
BAT三巨头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公司（Baidu）、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和腾讯公司（Tencent）三家企业的首字母缩写。在“野蛮生长”的前十年时间里，BAT依靠技术、用户及流量优势，分别构建起三个庞大的互联网“商业帝国”，成长为中国最大的三家互联网公司，形成了“三家分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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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胜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研究领域:南亚经济;中印关系;中巴关系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推出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计划，立志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一计划以市场化、自由化为主导思想，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为核心思路，包含莫迪政府快速拉动制造业增长、创造就业岗位两大执政诉求。过去两年内，印度制造业上升趋势明显，但易受到突发事件冲击。长期来看，“印度制造”拥有全球价值链调整、国内宏观经济向好、印人党占多数地位等利好条件，但同时也面临国际市场供需失衡、逆全球化、制造业就业创造能力下降、印本国高增长根基不稳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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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敬波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院长
我国地方法治政府建设进步速度加快，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各地区间差异巨大，法治发展不平衡现象正在扩大；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困难，需要从机制上寻找突破体制障碍的突破口；行政决策制度实施效果不佳，需要强化决策程序；行政不作为现象普遍，需要加强执法监督；规范性文件不规范，消弭法律体系的效果，需从源头加强治理；政务公开取得长足进步，需要深化政府数据开放，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趋势；加快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将行政复议打造成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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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国家法学、宪法学、法哲学,著有《宪法实施原理:解释与商谈》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个宪法问题。而这个宪法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如何具体设置国家监察机构。这需要厘清国家监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和性质，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来分析国家监察机构在宪法上进行设置的具体要求，进而以“民主制约原理”、“机构效能原理”、“制度耦合原理”三重原理作为判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合宪性的根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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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长山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研究领域:法学基本理论、法治理论,著有《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等
在中国对法治的诉求过程中，法学理论赋有前瞻性的启蒙、阐释和导引功能，这就需要市民社会理论的导入。因为它能克服传统法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为法学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和系统丰富的深层理论基础，并能有效观照中国法治之路理论构建的有限和不足，从而推进法学现代化和法治理论与实践对现实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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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忠顺
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纷繁杂芜的民事执行机构改革实践类型化为横向静态分权、横向动态分权、集中裁决型纵向分权、集中实施型纵向分权、双重集中型纵向分权等五种模式。除了解决“执行难”问题外，当前各地法院推动执行机构改革的动机主要是预防司法腐败、提高执行机构办事效率、实现多元政治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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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研究领域:亚洲政治、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自从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体系建立以来，援助是否对经济发展有效就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作者检测了1960—2013年间官方发展援助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援助有效性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反映了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三个主要缺陷:资源不足、机制扭曲和碎片化。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