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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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周志发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基于试错权作为母权论和相互赋权论的视角，美国通过对别国的转基因技术渗透其在转基因方面的试错权已经穿透了许多国家的主权壁垒。有鉴于此，中国应该联合其他国家，要求美国进行赋权，比如监督权、知情权等系列权利。同时，中国应担当理念的传播者与规则的制定者，在转基因方面争夺话语权，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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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上海市“十五规划”专家委员会顾问,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与世界经济。主要学术专著有《西方混合经济体制研究》、《不均衡的经济与国家》、《世界国有企业概览》等
经济结构原本属于一个资源配置问题，一个能够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应当达到三个目标：在实现全要素充分就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同时，能够确保经济资源始终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部门和经济领域。然而，由于对经济结构问题的认识有误，最近十多年来，我们按照再平衡、产业升级、全面赶超的结构理论，通过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扭曲了资源配置，形成了一种与中国现有的资源禀赋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的经济结构，从而造成经济增长下行、全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就业双双下降，以及经济体制向非市场化倒退的严重问题。为了让中国经济尽快重返繁荣，保证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正视结构调整的“问题”，应当调整“结构调整”，适度放弃现有的一些结构调整政策，让市场而不是政策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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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青仁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著有《幡鼓齐动进香来——北京香会》等
在全球一体化持续深入，多元族群交融已经成为既有社会事实的当下，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承认少数族群的主体地位，在国家层面上给予其公正的公民权利，并在政策层面上对其边缘处境予以弥补使其真正成为一国社会多元族群中的平等成员，进而让自发产生的国家认同弥合族群认同的裂缝，这才是全球化时代族群问题解决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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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静林
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领域:菲律宾华侨华人与中菲关系等
黄飞
广西民族大学体健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领域:华文教育与华文媒体等
在一个多世纪内，菲律宾华文教育经历了产生—兴起—衰微—发展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初的侨校菲化政策使华文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菲律宾华人社会积极推动华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新世纪以来菲律宾岛内出现了一股学习华文的热潮，华文教育有了新的发展。但由于菲律宾华文教育存在制度问题及外部主流文化的强势围攻，菲律宾华文学校传承中华文化、复兴华文教育则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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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赟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厦大法律评论》主编,著有《司法决策的过程——现实主义进路的解说》等
由于事实生成过程以及法律适用结论的可错性，我们不可能设定出逻辑圆洽的错案实体标准，因此，“错案”无法作为一个法学或法律专业术语而成立。这也就意味着当下对错案的认知存在方向性偏差，而相应司法责任追究机制的设置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建设浪费，更是一种逻辑上无法成立因而应当予以摒弃的司法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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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卫民
四川大学教授、国家2011协同创新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研究领域:诉讼法学、司法制度,著有《价值与结构:刑事程序的双重分析》等
法律实证研究是一种基于数据的经验研究，因关联于社科法学而具备社科法学的某些“血缘特征”，然而在研究对象选取、数据运用、法律现象阐释等方面已显著不同于社科法学。在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已经在法学研究格局中开始崛起并扮演一定角色，其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也必将为其赢得更大的致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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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曙宏
国务院法制办党组书记,研究领域: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宪法学,著有《WTO与行政法》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吹响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军号，开辟了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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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政治哲学研究中心、国际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伦理学理论、西方伦理思想史、政治哲学和应用伦理学,著有《德性之后》等
正义社会的稳定性或称政治稳定性是罗尔斯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也是使得罗尔斯从整全性（comprehensive）的政治、道德学说向单纯的政治哲学转换的关键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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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奇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著有《三农问策--走出制度困局》、《和谐社会与三农中国》等
健康中国有三层含义：一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二是人民的生活方式。三是国家发展的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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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礼群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十一届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研究领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著有《走科学发展之路》等
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改革发展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改革包括行政权力结构变革、行政组织机构调整、行政管理制度以及行政手段方式创新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特定的行政框架、经济社会改革不断深化以及国际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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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柳
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
自2015年初法国《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以来，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相继遭受“伊斯兰国”血腥袭击。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和巨大的反恐压力，反恐体系和能力走在欧洲前列并时刻保持反恐戒备的英国也未能逃脱。这凸显了未来反恐斗争的复杂性，反恐亟待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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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英美社会文化思想史、英美文学、文学理论与文化理论、美国外交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
其实在当前英国政治大环境下，任何政府估计都会是短命的。因为英国人多少意识到了，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年代。面对发生的一切，他们根本不知道可以依靠谁。还是那句话，恐怖袭击是一种外在的形式 毕竟还是零星出现的；真正的恐怖，是无所适从的生活境遇与不可理解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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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近年来，欧洲各国恐怖袭击风声鹤唳，警铃大作，折射该地区面临越反越恐的安全困境。究其原因，一是“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煽动策划的自杀式“独狼”袭击难以防范；二是欧洲各国外有国际恐怖势力虎视眈眈，内有暴恐土壤酝酿发酵，成为欧洲各国面临的巨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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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这些表面上的成就很难奠定俄罗斯复兴的基础。无论哪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主要标志是制度，即一套新的制度的出现。强人的出现对这套制度的出现至为关键，因为新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新制度是需要强人去造就的。不过，强人的出现不见得一定会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如果强人只是为了自己，那就很难把自己的权威转化成为新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强大的只是这个强人，而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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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戈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研究领域:法理学、宪法、行政法和刑事司法,著有《西方法律思想史》等
以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为样本，可以探讨关于中国法律的社会科学研究可能具有的问题意识，以及这种问题意识所开启的知识进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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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晓钦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危机呈现一系列新表现、新特征。在这些国家，虽然一些政治势力试图通过指责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干预等方式转移国内民众视线、转嫁危机，但无法改变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深的总体趋势。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